摘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新时代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价值向度上,数字政府建设是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现实向度上,数字政府建设仍面临器物层面的治理超载、区域失衡的协同困局、公众参与的效度偏低等治理难题;从路径向度上,数字政府建设的框架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优化,主要包括夯实技术治理,推动共建共享;注重区域平衡,统筹协同建设;激发公众活力,完善参与机制。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应进一步推动数据共建共享,缩小区域差距,鼓励公众充分参与,使人民群众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
关键词
数字技术;数字政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成就
数字政府是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重塑公共治理的管理架构、业务架构和技术架构,遵循“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的现代化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通过推广数字政府,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感。数字政府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利用大数据运营、云端平台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对政府的治理结构、服务模式等实现流程再造,优化地方政府内部的职能分工和运行流程,从而全方位提高政府部门的履职水平。数字政府以数字技术与运营相互驱动为发展模式,通过“业务数字化”综合系统将数字信息整合,通过“数据业务化”让数据反哺业务,释放数据价值,推动政府实现智慧治理。
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我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白皮书(2024年)》显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务云基础设施基本建成,超过70%的地级市建设了政务云平台。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不断努力,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建设省级政务服务移动端,并完成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对接。作为总枢纽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过5.8亿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用户已超过9.5亿人,逐渐形成了上下整体联动服务的一张网,数字政府应用建设加速发展。当前,我国加快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数字技术不断进步,我国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更便捷有效的公共服务,让群众切实享受到数字政府建设成果。在医疗卫生方面,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网络预约挂号、报告在线查询、远程问诊咨询和设立电子医疗档案等,让群众获得更完善的医疗服务。在教育方面,推进教育数字化,通过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惠共享,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在就业方面,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手段,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和微博等渠道积极发布就业信息,搭建就业平台,预测行业需求。数字政府建设为完善我国政府管理开辟了新路径,成为支撑国家战略的有效着力点。
二、价值向度:数字政府建设的价值意蕴
建设数字政府,有助于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只有以数字化转型驱动治理方式变革,全面提升政府治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引领作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
(一)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助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务服务效率,进而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正在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数字经济对于我国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至关重要。数字政府的建设回应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有为政府”的迫切要求,政府决策和管理更趋于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制度环境随之优化。同时,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中的创新应用,激活了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的价值有助于加快形成数字经济的新业态与新模式另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数字社会全面发展。数字政府建设使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重点领域的数字化服务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应用,增强数字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数字政府建设与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的联动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和政务服务的高效率,有效提升政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二)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有人把它比喻成我国继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国家数据局的成立,意味着我国政府决策将更加科学化,更加有利于统筹解决数据开发和数据治理中的问题,这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时代数字政府的建设,正在通过科技的力量重塑政府与企业、公民和社会的关系,同时也重塑政府自身的形态,改变以往的数据孤岛和信息烟囱,加强数据低成本有序共享。建设数字政府大幅提高了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程度,如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实现全流程智慧化监管食品安全更有保障;对企业排污进行跟踪定位监测,生态文明建设更有方法,形成了社会治理新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同时,政府的社会治理手段也在不断创新,全国各地都在推广数字网格化管理系统,借助信息交换平台,对网格内发生的事情实现了精准、高效、全时段、全地段覆盖的精细化管理,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管理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因此,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破障碍、补短板、强基础,使数字政府建设和深化国家机构改革齐头并进,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三、现实向度: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
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已取得显著成就,但数字赋能政府数字化建设从实践角度看,依然存在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困境与难题。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宏观角度来看,器物层面的治理技术有待提升;从数字政府建设中观角度来看,区域发展存在协同困局;从数字政府建设微观角度来看,公众参与的效度偏低。
(一)器物层面的治理超载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万物互联、万物皆数和万物智能已成为新的时代趋势,传统的经验研究难以满足数据时代的需求,海量的数据和跨领域的分析需要强有力的智能数字政府和技术创新作为支撑,这将会超过数字政务系统的算法负荷,从而产生器物层面的治理超载问题。
首先,技术治理不尽人意,全民数字素养及能力有待提高。我国在新型计算机平台、分布式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和呈现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算法治理能力相对不足;我国普通劳动者仍存在数字意识不强、数字技能不高等短板,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取、处理、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能力差距较大,实现劳动者数字素养从一般能力到高级能力的培养与塑造任重道远。
其次,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在于数据资源,但我国的数据资源缺乏统一的标准。因为数据资源分别来自不同的部门、单位和行政区域,不同单位往往独自展开信息化建设和数据收集,这导致公共服务数据大多比较分散而且各类数据缺乏统一的分级分类标准,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经常面临“二次加工”的难题政府内部数据共享效率不高,一时间难以建立基于政府内部数据融通的高效平台。
最后,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和数据安全问题成为制约数据共享的瓶颈。由于职能划分有些政府部门偏好执行传统行政流程,将公共数据看作内部资源,数据流通不畅,容易造成信息垄断,数据壁垒由此形成。加之,数据共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特别是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一旦泄露,将会对国家和人民财产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风险社会的到来,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的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了解危机,更要管理风险。
(二)区域失衡的协同困局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个地区的基础条件、自然资源、人文特点不尽相同,区域间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大致呈现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的特点,由于受长期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数字政府发展程度和专业人才水平参差不齐,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存在发展不平衡的协同困局。
一方面,以《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等为基础分析研究,从发展梯度角度来看,全国省级政府可以依据发展程度划分为五种类型:引领型、优质型、特色型、发展型、追赶型。其中,被划分为引领型数字政府的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均位于东部地区。而追赶型数字政府主要包括青海、宁夏和西藏等九个省级政府。跨区域比较来看,东部地区的数字政府发展水平仍然高于中西部地区。由此可见,我国不同区域之间数字政府发展程度有一定差距,存在“数字鸿沟”。
另一方面,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对专业人才提出更高的需求。虽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人才队伍,但是专业人才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薪资水平相对偏低,高校数量较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势不明显,所以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建设数字政府要求干部队伍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即不仅要对数字政府思维有清晰的认知,更需要具有处理数据和运用数据的能力,而西部地区人才的缺乏不利于我国数字政府的协同发展。
(三)公众参与的效度偏低
数字政府变革是治理过程重心逐步下移的过程,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政府统筹,更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政府做的不仅是简单地提供信息,而是要强调以公民为中心的双向互动。然而,数字政府在现实的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公众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
第一,公民参与中的“公地悲剧”现象。公众对利益的追求呈现多元化、主观化、差异化特征,因此缺乏对公共利益的关切,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较为薄弱。人们一方面希望自身无为无害,但却也在追求利益的满足,在使用公共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利益的驱使下人们会倾向过度使用,最终造成公共资源的枯竭,“公地悲剧”由此产生。
第二,社会交换中的不均衡性。公共社会中的参与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不平衡性,一个主体所拥有的资源是另一个主体所希望获得的资源,与金钱与物品的交换不同,作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公众,有着形象(如物物交换)或抽象(如信息与情感交换)的资源需求,同时每个主体在交换过程中希望能够获得期待的回报。而现实中由于各项资源交换的不对等性,降低了公众的参与意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公民意识错位局限。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角色的自我认识。然而,现实中公民往往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晰,对于自身在社区中的责任不愿做仔细的思考,不热衷参与集体行动从而导致集体合作机制的失灵。
四、路径向度:数字政府建设的框架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中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鉴于此,本文从三个层面开展新时代建设数字政府的对策研究:宏观层面,夯实技术治理,推动共建共享;中观层面,注重区域平衡统筹协同建设;微观层面,激发公众活力,完善参与机制。
(一)夯实技术治理,推动共建共享
把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于政府管理服务之中,夯实技术治理基础,制定数据标准,保护数据安全,推动数据共建共享,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通过智能感知能力、云网支撑能力,数据应用技术能力建设,夯实数字政府技术治理基础。推进北斗导航、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遥感等技术在大数据智能化中的应用增强网络专线扩容能力,扩展互联网出口带宽,加大网络技术治理支撑。同时,积极宣传数字化学习和数字化社会责任建设,提高公民数字素养及能力,让公民能够在数字生活实践中认识数字技术对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学会自我调适,让自身掌握信息获取和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权,从数字社会中汲取营养,提高自身数字思维与技能,提升新时代公民对数字技术的适应力、感悟力和创造力。
其次,从顶层设计出发,将制定数据标准作为推进数字政府的重点工程,为数据资源流通和共享制定统一的标准,从源头解决数据“二次录入”问题,通过系统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从而为政府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服务提供参考,从原始数据、增值数据和衍生数据角度,对数据要素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并在此分类条件下,形成数据所有权的确权管理,完善数据流通、交易、定价的“平台型数字政府”体系建设。
最后,培养行政人员的互联网思维,推动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营造“找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便利”的业务氛围,形成电子政务服务回访监督机制,成立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资源的集成共享和流程追踪,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同时,高度重视数据安全风险问题,加强对涉及国家机密的数据资源的保护,建立核心数据脱敏使用制度,提高数据资源监管能力,为数据共享筑牢安全之基。另外,深入研究算法规则,打破数据垄断现象,为数据共享有序运行创造环境,促进数据共享健康发展。
(二)注重区域平衡,统筹协同建设
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政府的重要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加速政府数字化转型,注重区域平衡,强化协同建设,缩小区域间数字政府发展鸿沟,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首先,加大对发展困难区域的政策支持力度,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出台数字政府协同建设和结对帮扶的总体规划,完善数字政府建设具体性指导性文件,吸引新项目在西部地区落地发展,带动东西部地区信息互联互通,打破数据壁垒,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凝聚力。其次,加快西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偏远区域网络全覆盖,不让西部地区在信息化时代掉队,解决西部偏远地区数字资源缺乏问题。最后,引进科技力量,加强算力支撑。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充裕,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可以从全国一体化的角度布局,借助“东数西算”,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协同区域间数字政府发展。
另一方面,培育数字专业人才和吸引优秀人才双管齐下。政府可以与西部地区高校加大合作,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可以以数字化发展需求为导向,设置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课程以及公共管理专业知识、数学、统计学等基础课程,为政府培养具有数字思维和数字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组成高素质数字人才队伍,定期开展培训和考核,重点选拔能力突出的人才,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吸引数字政府建设人才的关键在于提高薪资待遇,政府可以通过聘用制方式,高薪吸引企业优秀技术工作人员和海内外专业人才,通过工作留人、环境留人、情感留人等方式,进而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从而促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
(三)激发公众活力,完善参与机制
建设数字政府,激发社会活力,提高公众参与度,筑成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治理新局面。一方面,转变政府服务理念,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理念需从“以部门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转变,持续建设线上电子政务服务平台,提升平台移动端水平,线上线下相结合,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不仅让公众发表看法、提出建议,更要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让公众参与更加公平,参与流程更加完善;同时,在数字政府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密切关注群众需求,尤其是要关注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可以通过上门服务、影音讲解或图文宣传帮助其融入数字生活,鼓励其积极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成效提高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制度建设,完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利益机制和监督机制。政府部门通过对大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从公众需求侧出发,聚合不同群众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利益判断,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就地化解群众利益纠纷,以“基层之治”夯实“中国之治”提高政府决策的精准度,实现社会交换的利益均衡性;在实行民主管理、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过程中,高度重视流程严谨、程序透明,畅通民意反馈和投诉举报渠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广大群众从公共事务的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
五、结语
面对信息革命的时代潮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政府建设紧握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推动数字技术在政府管理服务中的创新应用,技术赋能驱动治理方式变革,不断提升政府治理和服务效能,持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建设数字政府,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大胆实践的关键课题。新时代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加快发展,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数字化发展的成果,为数字中国网络强国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有力保障。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应进一步着力于治理框架的优化,推动数据共建共享,缩小区域差距,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全面激发数字政府建设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陈万球,长沙理工大学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源,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来源:《创新》2024年第2期